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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篇——荜路蓝缕 艰苦创业(1920—1949)
  创立篇  荜路蓝缕  艰苦创业

  (1920—1949)

  雄州列雾,俊彩星驰;山分翼轸,水接江天;屈风离韵,芳泽芝兰。这里是历史悠远的楚文化的发祥地。

  诞生于这块文化腹地的武昌美术学校,是湖北美术学院最早的源头。1920年,蒋兰圃先生、唐义精先生、徐子珩先生在武昌芝麻岭创办了武昌美术学校。

  1923年,增设专门部,更名为“武昌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增设音乐学科后,再次更名为“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为“武昌艺专”)。

  1938年,武昌水陆街校舍被日机炸毁,学校被迫迁至四川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1946年,重返武汉,先后租汉口宁波会馆、赵家条私宅、万国跑马场等处为临时校舍,坚持办学,直至武汉解放。

  武昌艺专办学29年,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艺术教育家、艺术家和革命家。同时,也为华中和西南地区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穿越历史的烽火与烟云,武昌艺专深厚的学脉涵养,一直延续至今天的湖北美术学院。

  第一章   武昌美术学校

  (1920—1922)

  湖北美术教育发源于武昌美术学校。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武昌首义的胜利、中华民国的建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新美术革命潮流中中西方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融,给湖北美术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1917年,蒋兰圃、唐义精和徐子珩等绘画同仁在武昌组织美术研究社,以美术社团的形式,共同研究绘画原理,并传播西画。1919年,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感召下,遂试办图画函授班。1920年4月13日,他们以阐扬文化、发展美育为宗旨,在武昌芝麻岭创办了武昌美术学校,成为华中地区美术教育发源地。

  武昌美术学校第一任校长蒋兰圃(1882—1958),原名蒋秉忠,湖南衡阳人,是湖北著名的辛亥革命者、美术教育家和美术家。毕业于湖北陆军将弁学堂,后任陆军八镇二十九标一营左队司务长并代理左队二排排长。曾先后加入日知会和共进会,成为反清志士。1911年10月10日,他率领本队官兵英勇参加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他先后担任革命鄂军政府集贤馆副馆长、馆长、鄂军政府军事参议官、副官处长等职。蒋兰圃自幼喜好美术,曾在洋人主持的武昌西画社学了近一年的西画,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民国初年,他离开军界,刻苦研习绘画,数年之内,成为武汉知名的画家。他认为湖北为辛亥首义之区,为人文渊薮,又系中原交通繁华之地,却重商轻艺,习美术者甚少,于湖北美术事业发展极为不利。为改变这种现状,他决心开办美术教育,培养美术人才,以此推动湖北美术事业的发展。

  武昌美术学校另一位重要创始人唐义精(1892—1944),字粹菴,湖北武昌人,是著名艺术教育家和美术史论家。民国初年,他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因美术成绩突出而留在附属小学当美术教员。应恽代英的邀请,到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兼任美工教员,从此与恽代英交往甚密,成为挚友,随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印刷和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并协助恽代英筹办中华大学“美术工艺研究会”。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时,唐义精就有办一所美术学校的志愿。当蒋兰圃上门相约,他便慨然应允。

  武昌美术学校的第三位创办人是徐子珩,湖北武昌人。学校成立后,任总务主任,主要负责管理师生食宿。他在学校后勤和校舍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兼任湖北省教育会干事等职。

  武昌美术学校“开办之初,财力出自私人,来学者无多,其筹策擘画,备感困难”(1)。校长蒋兰圃为开创湖北美术教育事业不惜毁家办学,用拍卖家产所得的资金作第一笔办学经费,租武昌芝麻岭模范讲习团隔壁四间民房为校舍,分别设为教室、办公室和教职员及学生宿舍。

  草创之初,学校仅设中等部和函授部。中等部设绘画科、师范科,学制三年;函授部设图画科,学制不定。主要教师有蒋兰圃、唐义精、徐子珩、辛炳、李希韩、冯力生(冯涤尘)等。开学后,学生仅数人。校长蒋兰圃亲授绘画,教务主任唐义精自编讲义和教材,并承担了美术理论课程的教学任务。总务主任徐子珩负责管理师生食宿以及对外事务。虽然教学条件简陋,学生人数不多,但“(教师)精心施教,(学校)声闻渐彰,从游者(学生)日众”[2],很快由最初的数人增加到两个班22人,其中师范科学生13人,绘画科学生9人。

  1922年11月,学校由湖北教育厅转呈教育部批准立案。

  第二章   武昌美术专门学校

  (1923—1929)

  1923年8月,武昌美术学校遵照教育部颁布的《美术专门学校规程》,增设专门部本科,改校名为“武昌美术专门学校”(简称“武昌美专”),成为华中地区第一所高等美术学校,也是中国现代最早的高等美术学校之一。康有为曾为学校书写了大幅匾额“武昌美专”。

  根据私立学校有关规程,学校设立校董会。校董会由学校创办人、社会上爱好美术的知名人士所组成,主要职能是行使管理和监督权,并对学校经费和专业设置、对外联系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

  学校增加了办学层次和教育结构。先后设立西洋画{3}本科和艺术教育本科,学制三年。西洋画本科以培养美术专门人才为主,艺术教育本科以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为主。同时,设艺术教育预科,学制二年,为本科之衔接。原中等部改为高中部,设师范科,学制三年。以后又增设初中部普通科(1927年),学制三年。同时,增设附属中学编制,辖高中、初中两部。

  1924年4月,学校开始施行旅行写生,并于每学期末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对外公开展出。6月,中等部首届绘画科9名学生和师范科13名学生毕业。随着生源不断增多,学校由最初的两个班发展到数个班。原租用的民房已不敷所用。经校董会多方努力,并得到社会名流的襄助,学校设出品所(原省立图书馆之一部)为第二院,岳庙为第三院,作为男生宿舍及教室,另于中和里租赁民房为女生宿舍。由于校舍分散数地,狭窄简陋,不但无法扩充,对于教学、管理均为不便。为图发展,校董会再三呈请政府指拨校址,同年8月,奉督省两署令,准拨水陆街旧提学使署为校址。因房舍陈旧,不得不进行全面改建。为筹措资金,蒋兰圃不惜将个人当年在湖北樊口购置的五百亩田产的租金及一艘小火轮股票,全悉捐出作为学校基金。教务主任唐义精则亲自向南洋华侨募金,并借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开会之机,与徐子珩同赴北京与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接洽津贴,获得经费数千元,社会名流也资助若干,共筹银三万余元。次年8月开始修建校舍。1926年2月完工,4月举校迁入。

  新建校园位于武昌水陆街歌笛湖畔,占地面积21329㎡。有门楼一座,教学楼、综合办公楼、总理纪念堂、音乐厅、教职员及学生宿舍、食堂等建筑计24座;包括图书馆、陈列室、画室、教室、教学辅助用房;办公室、教师预备室、沐浴室、盥洗室、疗养室、游艺室等用房76间;还修建了运动场和建校纪念碑。校园环境优美,建筑独特,“石柱崇楼,恢宏壮丽,几为武汉各校之冠”[4]。新校园建成后,国内学生报考者日众,社会人土也多有乐捐办学的,于是设备、图书逐次扩充,学校初具规模。

  1926年8月,北伐军攻打武汉,因军事影响,校务停顿。战事平定后,学校随即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推举唐义精为主席委员,主持校务工作。不久,董事会进行改组,选举蒋兰圃为校董会主席委员,陈仲壁为副主席委员;推举唐义精为校务主席委员。不久,唐义精为校长。10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关良等美术工作者,随军进入湖北境内,绘制漫画、画报,书写标语,鼓动民众。武昌艺专唐一禾、裴介一、李一目等专科部学生先后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国民革命第六军、第十五军政治部的艺术宣传工作,日夜绘制宣传画,张贴于北伐宣传列车上,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行动。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蒋兰圃应邀到武昌济难会画宣传壁画,不久,被唐生智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任命为副官处处长,同时仍以校董会主席委员的身份参与学校事务。

  1927年7月,学校于战后恢复办学,并呈请湖北教育厅备案。北伐战争后,武汉曾一度成为全国革命中心和政治宣传中心,一批海外归来的艺术家先后到汉参与北伐政治宣传,其中部分艺术家于战后留在武汉。唐义精主持校务后,聘许敦谷为教务主任、关良为西画科主任、闻一多为美术史教员兼校董,充实西画教学力量,同时也聘请了一些国内著名国画家和图案教员。

  这一时期的西画教学有许敦谷、关良、曾以橹、唐一禾、郑云菴等;国画教师有张肇铭、王霞宙、欧志先、欧士道、喻其玮、方康直等;图案手工教师有管毓科等;国文教师有秦纵仙、陈九臬、刘笃等;音乐教师有陈啸空、钟本立、萧猗好特(俄籍)等;美术理论教师有闻一多、唐义精、辛炳、冯力生等。

  随着这些著名教师的加盟,学术气氛活跃起来,学校开始试办刊物。1928年7月,《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校刊》发行,这是学校出版的第一个校刊。1928年7月,《武美》创刊,成为武汉的第一个美术专刊。次年10月,学校主办的《歌笛湖》创刊。这是一个富有时代色彩的大型文艺刊物,因校园边美丽的歌笛湖而得名,设有美术、文学、戏剧等专栏。

  1929年秋,学校遵大学院令,改委员制为校长制。校董会改组,重订校董会简章。校董会设定15名成员,其中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保管学校财产委员2人、监督本校财产委员2人及秘书1人。

  同年11月,湖北省教育厅在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校内举办首届《湖北全省美术展览会》,并委派校长唐义精负责主持具体经办事项。校董闻一多被湖北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聘为展览会的审查及评判委员长,主持制定参展作品审查评判标准及办法。《湖北全省美术展览会》是湖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美术作品检阅,以湖北各地及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学生的习作为主,同时辅以名家绘画,学校因此而名声大振。

  第三章   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1930—1949)

  第一节  武昌扩建  不断发展

  1930年1月,为全面发展湖北艺术和艺术教育事业,董事会决定增设音乐学科,扩大办学规模,将武昌专门美术学校改为综合性的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定校名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武昌艺专”),并向教育部呈请立案。7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考查后,由湖北教育厅转奉教育部指令,准予注册备案。

  学校改名后,制作了校徽、校歌,对组织机构、学籍管理、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校歌由音乐教员陈田鹤和国文教员冯力生合作编写,为四声部合唱,歌词优美,旋律庄严肃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大江日夜流,大别龙蛇走。危楼百尺名黄鹤,矗立江岸障中流。河山好,风景幽,自古有才称三楚。吾校惨淡经营立,发扬文化绵悠久。乐舞八方,粉绘千秋,愿吾侪努力潜修,复兴我伟大民族!”这首校歌以晴川、鹦鹉洲、长江、蛇山、黄鹤楼等武汉著名文化景观为衬托,以传承荆楚文化艺术,复兴中华民族为主旋律,高扬了乐舞八方,粉绘千秋的艺术理想;体现了学校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以培养潜修艺术的三楚人才为根本、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的办学精神。

  2.制定了《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董会章程》。《校董会章程》阐明校董会必须遵依孙中山总理“三民主义”及教育部法令,以阐扬文化,发展美育,经营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务为宗旨。其主要职能为:负责经管学校、对学校各会议及校友会建议要案作出决议、筹划本校经费、审核预算决算、选举校长和其它财务事项。校董会主席为蒋兰圃,副主席为陈仲壁,成员有贺国光、闻一多、许敦谷、王介菴、卢东莼、严士佳、冯力生、王霞宙、杨公纯、张肇铭、艾毓英、杨锦昱、童宾秋、徐子珩、唐义精、郑云菴等。

  3.制定了新的《组织大纲》,组织机构逐渐完善。校董会担负管理学校职责,校长主持全校校务,校长以下,设秘书室;分教务、总务、训育三处,各设主任一人;教务处分注册、图书、出版三课;总务处分事务、校具二课;训育处分训导、舍务二课。附中设科主任及初中部主任等。学校还设了美术研究所,分为中国画和西洋画两部。

  4.为加强行政管理和学生管理,学校先后制定并颁布了《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则》、《附属中学学则》、《宿舍规则》、《学生奖励规则》、《学生惩罚规程》、《图书馆阅览规则》、《学生团体在校内集会简则》、《学生发行刊物规则》、《学生团体组织规则》等近20多个规章制度,使学校行政和教学管理井然有序。

  5、在系部建设和学科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1930年设立了艺术教育系(内分图音、图工两组)、绘画系(内分国画、西画两组)、西洋画系(旧制)、图案系。1931年设音乐系。1932年增设雕塑系(1934年停办),修业年限均为三年。预科修业年限为一年(1934年春,奉教育部指令停止招收大学预科生)。附属中学设初中、高中两部,初中部设普通科,高中部设艺术师范科和文学科(1934年停办),修业年限均为三年。为培养高层次的美术专业人才,特设研究所,分中国画、西洋画两部,学制为一年以上,使学校形成初中、高中、大学等多层次的办学体制。

  扩大办学规模后,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在校舍、设备与图书等各方面有令人瞩目的发展。

  1932年,学校将墙外隙地辟为运动场,又购御菜园地基约50亩,为添建校舍之用。至1937年,校舍由过去的24栋增至26栋,房间数达到154间。其中有大门楼一座,三层和二层西式教学大楼各一栋,大礼堂、风雨操场、食堂、男女浴室各一栋,大小平房19栋;教室30间,仪器、标本、金木、竹泥、藤磁、石膏、刺绣等特别场所14间;男女生寝室、自习室60间,男女教职员工寝室50间。

  由于社会名流的资助,学校陆续购置了一些教学用具。1930年,校具有10000余件,以后又陆续添加至20000余件。1930年,学校的仪器、标本、模型共2000余件。至1937年,增加为3000余件,其中包括法国、日本出品绘画用仪器、模型、照相机及洗照片的暗室设备、印刷图案的手动石印机、金工机械和木工机械等专用教学设备。

  1930年学校图书10000余册。至1937年,图书馆藏达到20000余册(本)美术资料和书籍。其中有历代各家文集二十四史,现代各类丛书共700余种,英文、法文、俄文、日文艺术书50余种,国内杂志、报纸近100种,馆藏著名古字画册、屏联等900余件,近代名书画5000余件,为师生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

  学校由私人所建,筹集经费不易,加上艺术院校的办学日常费用远大于一般文理科学校日常费用,所以学校经费一直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主要靠校董捐助及师生们和衷共济才得以维持和发展。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为校董会及校友捐款、社会知名人士襄助、省库补助、学生纳费和校产租息等。经费由校董会保管,学校逐月造具计算书表,送校董会审查后,再按月由校长交事务课发放。为谋学校发展,校务维持委员会和校董会尽力通过各种渠道筹募办学经费。唐义精殚思竭虑,四处奔走,呕心沥血,不惜举债,力图使学校不至中辍。在这种情境下,全靠教职员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这种精神是学校得以维持办学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教学相长 兼容并蓄

  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是湖北第一所艺术高等院校,也是国内著名高等艺术院校之一。20世纪20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学校发展的高峰,在华中地区乃至于全国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自成立以来,学校就不断获得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土的支持和资助。为学校题词的有:蒋中正、于右任、蔡元培、张学良、张群、居正、王世杰、陈立夫、叶恭绰、钱大钧、黄建中、何成濬、陈其保等著名人物。张学良曾于1936年捐赠五百元资助武昌艺专办学。

  学校在学术上倡导“中西融合”,海纳百川,逐渐形成“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吸引国内一批著名学者、艺术家到武昌艺专任教。这些教师以留学归来的画家、早期从国内艺术院校毕业的艺术家和武昌艺专自己培养的学子为主,成为一支重要的师资力量,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教学发展,也造就了学校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和较高的学术水平,使武昌艺专成为国内重要的艺术教育基地之一。

  国画教员主要有张肇铭、王霞宙、欧志先、喻岱宗、侯宗谷、易忠录等。他们多数毕业于国内美术学校,是中国现代最早的一批国画教育家。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被大量引入,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徐悲鸿等都倡导西方古典写实美术或近代美术与传统绘画的融和,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绘画的呼声与实践成为潮流。在这种“融和”的浪潮中,学校在国画教学中设置了木炭画、水彩画、人物写生、艺术解剖学、色彩学、透视学等西画教学科目,国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摒弃陈旧的艺术观念,在充分继承国画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出新,注重构图多样、色墨并重和抒情写意,推动了湖北地区传统绘画艺术的现代演进。

  西画教员主要有留法画家唐一禾、周圭、庄子曼、曾一橹、何之培等;留日画家许敦谷、关良、倪贻德、郑人仇、蒋治民、郑云菴;留英艺术家彭沛民等。他们多为“五·四”新美术运动中成长起来而后留学归来的美术家,具有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崭新知识与观念。他们引入西方绘画原理及其教学方式,尊崇坚实的素描基础和严谨的油画造型技巧,在油画里注入了欧洲技法,成为学校西画教学的重要特点。学校除了加强石膏素描和静物写生,还开设了人体课。于每学期举行旅行野外写生一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武昌艺专西画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他们的画风也成为湖北西画的主流。

  工艺图案教员主要有留日艺术家孙行儒、王道平、林葆菁;留法艺术家彭友贤;国内艺术院校毕业的沈士庄、管毓科等。为培养美术实用人才,满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美术的需求,学校大力发展应用学科,主张艺术与实用相结合,并在教学中注重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颇有成效。学校在教学设备上投入不少资金,为图案教学配备了所需的教学设备,购入印刷石印机、车床、刨床、钻床等金工机械和锯、刨、钻、车等木工机械,还建有绘画实验室、金工机械室、劳作工作室和陶瓷厂等特别场所,使学生掌握简单的机械原理和工艺制作方法。由于培养方向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图案和应用工艺学科教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推动了湖北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

  音乐教员主要有陈啸空、缪天瑞、陈田鹤、李自新、贺绿汀、吕骥等国内现代著名音乐家,以及萧猗好特(俄籍)、巴乐耳(俄籍)、罗平茂(波兰籍)等国外音乐家。贺绿汀于三十年代两度到武昌艺专任教,教乐理、和声学、作曲法、对位法和钢琴。他翻译了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一书作为教材,并率领学生到汉口举办过音乐会。陈田鹤曾为校歌谱曲,抗战爆发后,他回上海参加上海歌曲作者协会,创作了《巷战歌》等受群众欢迎的救亡歌曲。这些音乐教师为湖北地区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艺术理论教员有闻一多、唐义精、冯力生等。闻一多任西洋美术史教员,执教期间,他为学生们讲授西洋美术史,介绍西方美术思潮和艺术流派,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学生所敬重。校长唐义精在繁重的校务工作中,还抽出时间亲授中外美术史、色彩学、美学、教育学等课程并编写了《艺术史》、《绘画概论》、《艺术教育》等一系列教材专著。

  其它著名教员还有:英文教员郭安仁(文学家、英文翻译家丽尼)、文学教员柳野青、初中化学教员余光国等。郭安仁于1928年前后任学校英文教员时,组织学生开展了各种进步文学活动。

  武昌艺专成为华中地区最先传播艺术教育种子的园地,为国内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培养方式为“艺”、“技”并举。为培养一专多能的艺术人才,还特别设立诗词、国乐、昆曲、京剧等科目,专门聘请行家指导,让学生自由选修。此外还规定国乐、书画、弈棋、乒乓、篮球、足球、网球、田径赛、国术、器械活动中,每个学生至少须选修两种。为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学校采取灵活的方式,让学生积极与社会沟通,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假日开放校园,组织学生向民众介绍学校面貌和教学情况;附设民众补习学校,由教师指导学生授课以获得教学经验;组织“学生自治会”,自主管理学生有关事务。此外,还经常举行恳亲会、游艺会、运动会、辩论会等,以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学校的支持下,学生还组织有音乐、书画、西洋画、雕塑等研究会及体育部、游艺部,在校内外积极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活动和娱乐活动。

  武昌艺专是在“五·四”新美术运动浪潮中诞生的,蔡元培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推行美育”,以鼓励和支持蒋兰圃、唐义精兴办美术教育。受蔡元培教育思想影响,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主张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自由发展个性,为不同艺术流派在学校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学校逐渐成为湖北各种艺术思潮、学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的策源地与传播中心。

  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为各种社团的大规模涌现提供了文化土壤和人才资源。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武昌艺专的社团兴起,如雨后春笋,遍及美术、话剧和音乐等领域,与学校课堂教育互为补充,并推动了学校多元格局的持续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由教师、学生和毕业生自行组织的社团多达数十个。美术社团有“梅社”、“秋阳画会”“平野画会”等;话剧社团有“歌笛剧社”、“火山剧社”、“大地剧社”等,综合性艺术社团有“武美研究会”和“鸽的艺术”等,这些社团对于30年代武汉的美术活动和话剧运动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教学活动和社团学术活动的兴盛,促进了各类期刊的创办和发行,使它们成为学校传播文化艺术的窗口。1931年4月,美术刊物《艺术旬刊》创刊,主编为倪贻德。1931年11月,郭安仁等主编的《煤坑》创刊。1931年,由张执一、胡肇书、许荫民等进步学生主编的《在前》、《江天》先后创刊,它们是武汉“左联”成立后出版的兄弟刊物。1934年,由武昌艺专劳作教育研究会主编的《劳作教育月刊》创刊。

  第三节 积极抗日 校园被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师生们怀着民族忧患意识,利用艺术武器英勇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折射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情操,在武汉乃至全国抗日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篇章。

  在全民抗日热潮中,学校成立了青年义勇军、童子义勇军、女生救护队,并在学校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青年、童子义勇军暨女生救护队宣誓典礼”,表明同仇敌忾的决心。1935年,高中部学生参加了由湖北国民军事委员会组织的为期一月的集中军事训练。学生们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锻炼了毅力和意志。

  为反对侵略,支援前方将士英勇抗敌,学校主办过“捐助东北义勇军书画展览会”、“慰劳守土将士书画展”、“捐助东北义勇军音乐演奏会”、“募捐慰劳前方将士音乐会”等活动,将所卖书画和音乐会门票收入全部捐给前方抗敌的将士,支持他们英勇杀敌。在学校的支持下,学生们还组织了各种抗日宣传队,在武汉街头及湖北其他城市和乡村进行抗日演讲,举办宣传画公展,为民众演唱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等。在三厅组织的“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中,音乐系师生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的由冼星海和张曙指挥的万人歌咏大会,绘画系师生举着自己绘制的抗战宣传画,参加了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昌成立时,校长唐义精、油画家唐一禾被推举为理事。

  这一时期,武昌艺专的抗日宣传画在全国影响很大。唐一禾怀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积极投身于到抗日宣传中,成为武昌艺专,甚至是武汉艺术界抗日宣传的先锋战士。他以粗犷的笔触和巨大的画面创造出巨幅抗日宣传画的形式,令人震撼。他和工艺美术家王道平、雕塑家蒋治民等教师带领学生先后绘制了40余幅大型宣传画,在武汉街头巡回进行流动展览。画面内容揭露了侵略者的狰狞残暴面目,鼓舞了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不少作品还印成招贴画四处张贴,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武昌艺专的抗日宣传画之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震撼了武汉三镇。唐一禾的作品《武汉警备者》成功塑造了一个捍卫祖国山河的英勇战士形象,在南京“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引起很大反响。日本驻武汉领事拟高价收购,唐一禾、唐义精以“非卖品”为由,予以拒绝。

  1937年底,在武汉战事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为谋学校安全,校董会决定在宜都古老背设立分校,将部分图书、仪器、模型、机械、校具及艺术品运往宜都,租用宜都古老背民房为校舍。一部分师生于寒假期间分批乘船到达古老背,随即正式开学。校长唐义精留在武昌水陆街校本部主持校务,大部分师生则留在武昌坚持上课。

  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对武汉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8月,日军对武汉的轰炸更加疯狂,几乎每两天就要空袭一次,江城遭到亘古未有的劫难。8月16日正午12时余,日军出动飞机81架次,分两批对武汉轮番轰炸。首批45架分在汉阳、汉口市区投弹百余枚离去。后第二批36架复继续侵入武汉,向武昌市区滥行投弹,疯狂轰炸。在这次大轰炸中,学校被敌机炸毁。由于事先得到防空警报,师生们离开校园躲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是校园建筑及大部分尚未运走的校具、仪器、模型、标本、机械、教具;各种中外图书、多年珍藏的字画、古物;住校教职员、校工、学生衣物财产都在这场轰炸中损毁,学校遭受了巨大损失。

  面对毁坏的校园,师生们悲愤交加。眼看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校长唐义精“顾而垂泪曰,可毁者物质,不可毁者精神,予决不因此灰心短气,致令全校学生失学也”[5]。为保存学脉,他决心举校迁移。惊闻校舍被毁,蒋兰圃立刻辞去在汉口大华饭店担任了9年的经理之职,赶回武昌,和唐义精一道收拾残烬,组织校本部师生全部迁往宜都古老背分部。后因宜昌靠近战区,为谋安全,9月16日,学校再次派王道平、唐一禾和沈莲池沿长江西上,另择四川江津定圣泉寺为校址。又因圣泉寺交通不便,旋移至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租当地李家祠堂为校部,待房舍布置好后,举校西迁。

  西迁时,由于形势紧急,路途遥远,加之军运浩繁,轮船、汽车几乎全被征用,缺少运输工具,搬迁经费也没有着落。唐义精、蒋兰圃等人到处筹措资金,还借用了唐义精的妹夫陆定一托他寻找女儿的1000银元,好不容易雇到几条木船,学校组织一支精干的押运队,分两批将战前转移到宜都保存下来的4架钢琴、357件石膏模型、教具、仪器、劳作机械、图书及艺术品打捆装箱运往江津。在炮火声中,武昌艺专带着这些笨重的钢琴、易碎的石膏模型和珍贵艺术品开始了艰难的迁徒。在迁校过程中,蒋兰圃致力于迁校事务及校产的清理、装运,置家产于不顾,以致在武汉会战中失散贻尽,其作品《工人失业》、《五谷丰收》、《灾民待赈》、《东北村民流亡》、《断炊》及风景十余幅也均被炸毁或遗失。唐一禾留法时所画的600多幅素描和30多幅油画作品也在迁川途中遗失,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无法估算的。

  第四节  西迁江津  举步维艰

  学校迁入四川后,租四川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李家祠堂为校本部。并在附近买地,新建了20余间茅屋为西画教室和男生宿舍,辟农田为运动场,修建陶瓷厂为学生实习场所,并在山坡上修建了一个迁校纪念碑。1939年春开学后,学生逐渐增多,又租用附近刘家二院民房和山下的邱家湾民房为教室和女生宿舍。附中部按教育部指令由四川省教育厅代管,安排于江津城隍庙,设为分部。

  初到江津时,因接纳战区学生予以免费待遇,各沦陷区艺术类的学生纷纷投奔而来。据统计:1938年底在江津的学生仅30余人,1939年增至70人,1940年6月在校学生人数130名,1941年8月增加到161人。学校被炸后,损失惨重;又为避兵燹,辗转迁徙,耗尽财力。到江津后渐渐经费支绌,日形拮据。经费不足,贷金不敷时,学校伙食改为两粥一饭,饭中还掺杂粮。窘迫时,师生常吃玉米馍、喝红薯稀饭度日,有时甚至挨饿,生活极为困苦。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学校动用所有关系筹措经费,设法改善教学环境和师生生活条件。当师生濒于断炊时,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号召较富有的川籍学生先凑钱买粮救急。唐义精特别关照战区流亡学生和来自各地的贫困生。为了使他们不失学,不挨饿,不流离失所,想尽办法,一方面为他们申请补助或免予学费,一方面安排他们在学校半工半读,甚至允许贫苦学生暂时离开学校出去打工,筹措生活费后,再回来继续完成学业。学校对待贫困生的这种亲和力,在当时为避兵燹而云集于四川陪都的学校中很有口碑,不少热爱艺术的流亡学生和四川本地清贫学生纷纷投奔而来。在这种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全体教职员团结一心,不弃不离,学校才得以渡过难关。这是武昌艺专在校舍被炸,学校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仍能坚持办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9年2月,开学时,只有随校西迁的9名专任教师教学。蒋兰圃教西洋画兼国画,唐一禾教西画和素描,蒋治民教雕塑和西画,丁湛若教用器画和英文,姜希教乐理和钢琴,谢效力教钢琴和唱歌,张特夫教英文,秦纵仙教国文,许荫民教教育学和看护。1939年4月以后,学校先后聘请了冯法祀、史岩等著名教师来校上课。原武昌艺专国画教师张肇铭、赵作谋;艺术理论教师胡肇书、辛炳;音乐教师马丝白、崔功良;图案教师林葆菁等也相继来到江津教学。从1941年开始,学校陆续增加了一些校务管理人员,还招进一名陶瓷技工和一名模型技工,协助学生进行陶瓷和模型设计实习。1943年3月,教职员增加到36人,其中专任教员为23人,大大增强了教学力量。在江津,教学条件极为艰难,师生们不得不以茅舍作画室和琴房,点松明、豆油作灯,用手织纱布当画布,自烧木炭条当画笔,用染料代颜料。

  这一时期的油画教学和创作成就较为突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唐一禾在油画人才培养和油画创作上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来到西南山乡后,他经常让学生们直接面对贫苦人群写生,不仅要求学生们准确描绘他们的外形和精神特征,更希望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接近学生与民众的感情,确立批判现实、同情民众的思想。他的学生杨立光、刘一层、刘国枢等人的油画、素描和创作,以坚实、厚朴的画风和直面现实人生的思想内涵引起了美术界关注。1940年,杨立光的油画《自画像》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元旦美展”上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青年作家油画奖”。1944年4月,在重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展”上,他的《穿皮大衣的老人》获教育部颁发的“科学文化成就奖”。刘一层的《老农》,刘国枢的《盲婆》、《乞妇》等作品也在1942年“春季美展”和“第三届全国美展”上崭露头角。1943年,教育部视察员也称赞说:该校“西画注重人物写真成绩颇有佳者。”[6]唐一禾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创作了《胜利与和平》、《七七的号角》、《女游击队员》等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以及《穷人》、《村妇》、《田间送茶》、《厨工》、《伤兵之友》等表现贫苦劳动者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国画教学方面,由于大部分国画教师没能随校西迁,教师力量不足,张肇铭等教师承担着相当繁重的国画教学任务。张肇铭常亲自给学生示范作画,指导学生们到山村野外写生。没有纸,有的学生就在沙地用树枝练习构图和书法。国画专业学生也有不少学有成就者。1940年4月,“中华美术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办第二次“劳军美术展览会”,学生李永禄的30幅国画参加了画展,其中有15幅老虎图,深受行家商人的欢迎,仅一幅就卖出3两银子。李永禄将所得全部收入捐献给冯玉祥部去购买飞机,支援抗日。

  在图案教学方面,由于武昌校舍被炸时,工艺图案及劳作的教学设备损失严重,花重金从日本进口的金工机械尚未拆箱就被炸毁,战前购置的木材工艺机械因交通断绝,未能启运。到江津后,校舍简陋,工厂及陶瓷工艺烧窑等建设无法实施,图案学科停办。为了培养实用人才和帮助当地小农经济生产,学校仍开设了染织图案、实用陶瓷图案等课程,并添置石印、铜版、钢版等机械和陶瓷烧窑一座。学校还聘请了一名陶瓷技工和一名模型技工,协助学生进行陶瓷和模型设计。教务主任王道平(兼职)、图案教师林葆菁(专职)和事务主任沈莲池(兼职)承担了所有工艺美术及劳作课的教学任务。

  在音乐教学方面,由姜希、崔功良和本校师范科毕业的谢效力、马丝白、阮凤英、王之玑等担任钢琴、唱歌和乐理教学。学校原有的绝大部分乐器,如钢琴、风琴、古琴、西洋乐器和中国民族乐器都已在武汉会战中被日机炸毁,教学乐器严重不足,只好将战前运到宜都保存下来的四架钢琴分两处供教学使用(德感坝五十三梯本部和江津城分部)。学生们每天须排队轮流进琴房练习,排到最后的学生常常要等到很晚才能开始练琴。尤其在寒冷的冬夜,住在山下邱家湾的女生要冒着刺骨的北风,举着火把爬到山上校本部的琴房来练琴。

  在学校不得不靠赊米维持生计的时候,师生们依然保持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乐观态度。随着学生的增多,社团活动也渐渐丰富起来。学校组织绘画、图案、文学、戏剧、音乐、劳作等研究会,以提高学生对学术研究之兴趣。这一时期的主要社团有:“几江书画社”、“八一三剧团”、“文学研究会”、“新音乐研究会”和“五一三木刻研究会”等。“五一三木刻研究会”由进步学生所组织,成立于1942年5月13日,因学校所在地“五十三梯”而得名。参加的同学达100余人,几乎是全校学生的一半。唐义精不仅同意学生成立木刻研究会,还拨给一定的经费。研究会以“五一三木刻研究会”学习木刻为名,向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借来一批苏联版画原作和陕北木刻原作到学校,供同学们研究和学习,唐一禾还亲自为学生讲解。

  1941年,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在江津诞生。它领导进步学生成立了“自治会”和“读书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和革命活动。“读书会”公开的名义是学习文艺理论,暗中也阅读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在校长的支持和保护下,读书会办得红红火火。

  1944年3月13日,冯玉祥从江津乘船到德感坝参观振济委员会磁窑工厂后,专程到武昌艺专进行了“抗日献金”演讲。冯玉祥向师生们述说了日寇暴行和前方抗日战士的英勇事迹,还谈到自己的江津之行是为了募集购买飞机大炮的资金,用于抗日战争。最后,他对大家说:“看见诸位老师和同学在这样简陋的环境当中苦干,真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在苏联的博物馆中,我看见许多年老的画家,在那里绘石膏像。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内也能普遍地有这样高尚为艺术而努力的精神呢?今天看见各位的努力,我实在高兴,诸位的环境、设备上虽然简陋,可是大自然的环境太美丽了。看看你们的背后,雪白的李花开满山野,前面又是雄伟的滚滚的长江,希望各位格外奋勉,创造出许多抗战的艺术品来。”[7]学生们听了演讲后热血沸腾,情绪高涨,表示要用画笔作武器,坚决支持前方将士打败侵略者。学校将仅存的二万元献给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师生们也纷纷拿出自已的作品送给冯玉祥,他当场高兴地在画上写字或题诗。3月20日上午,江津举行“节约献金大会”,武昌艺专师生又献了几十幅画以供义卖。

  1944年3月24日上午,校长唐义精、油画教授唐一禾俩兄弟由江津乘民惠轮赴重庆准备参加师范教育研究会、中华全国美术会年、美术节展览会,并拟筹募武昌艺专基金。因船载客超员,在小南海触礁沉没,不幸罹难。唐义精时年55岁,唐一禾时年39岁。学校立即成立了“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唐校长粹菴、唐教授一禾治丧委员会”。

  唐义精在武昌艺专29年办学历程中,长期主持教学或校务工作,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学校及湖北美术教育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图学校发展,他克服种种困难,甚至举债维持;当武昌水陆街校舍被炸后,他力挽狂澜,举校西迁,保住了湖北艺术教育事业的命脉;到江津后,利用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力,通过各种渠道筹募办学经费,使学校不致中辍。他在主持校务的同时,还亲授美学、美术史等课程,著有《六朝艺术概论》、《湖北画人辑略》、《陕豫考古录》等。唐义精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爱国主义者,他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冒着极大的风险,暗中帮助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支持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出版进步文艺刊物,支持学生演出革命戏剧和办读书会等。1942年教育部视察员曾评价说:“校长唐义精为该校创办人,任事已二十二年,人甚勤恳,以教育为终身事业。”[8]唐义精曾先后兼任过湖北省教育委员会委员和美育股主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等职。

  唐一禾(1905~1944),湖北武昌人,唐义精五弟,著名美术教育家和美术家。他是本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子。1924年毕业于本校第一届绘画班,后到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5年回到武昌参加北伐战争宣传,转入西洋画系本科继续学习,192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0年赴法国国立巴黎美术学院深造,从著名油画家劳伦斯习油画。留学五年,作画3000多幅,形成坚实的写实功底,其作品曾参加过法国春季沙龙画展。1934年冬,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回到武昌艺专后任教务主任兼西洋画系主任,主持教学工作,讲授素描和油画。他是一位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的优秀画家和艺术教育家,在艺术上所形成的写实画风成为武昌艺专油画专业厚实的学脉,影响深远。他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艺术家,不仅在抗战中创作了大量抗日宣传画,到江津后,还支持和帮助进步学生演出革命戏剧,组织木刻研究会,介绍延安和苏联的版画艺术。入川后,徐悲鸿曾数次邀请唐一禾到国立艺专任教,但他甘守贫寒,倾心施教,直到生命终止。他曾先后兼任过湖北省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美术会常务理事等职。

  4月7日,中华全国美术会在重庆举行了第六届理事会,决定成立“唐义精、唐一禾两先生遗孤教养筹募委员会”,在重庆两浮支路“中印文化协会”举行“筹募唐义精、一禾先生子女教养金美术展览会”,并举办了“唐一禾遗作展览”,吴稚晖、陈立夫、张道藩、陈树人及全国画界名家均捐赠书画筹金。4月13日,武昌艺专在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校本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共两党要人都送了挽联。28日,校董会在重庆召集第八次校董会议,推举蒋兰圃担任校长一职。

  1945年2月,60多岁的蒋兰圃因身体原因请辞校长之职。经校董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接受蒋兰圃辞职,并另推唐化夷为校长,张肇铭为副校长。7月31日,唐化夷在重庆因病逝世。8月6日,经校董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由张肇铭继任校长,27日,教育部准予备案。

  张肇铭(1897—1976),曾用名张大琪,湖北武汉人,是著名美术教育家和国画家。1915年在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与唐义精为同窗好友。1920年考入北京国立艺专,师从王梦白、陈师曾、姚茫父学习国画,以花鸟画见长。1923年8月在武汉国立一小任教务主任时,应唐义精之邀,兼任武昌美术学校国画教员。1926年北伐战争后被任为校务委员,并聘为校董,参与校务管理。他一直从事国画教学,是学校国画专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担任校长之职后,挑起了在危难中继续办学的重担。为改善教学条件,张肇铭一边勤于教学,一边忙于筹集办学资金。他利用假期多次带领师生赴重庆办画展、卖画,还找到国立艺专的老同学资助办学。

  在蒋兰圃校董、教务主任蒋治民、绘画科主任兼西画组主任杨立光、总务主任沈莲池以及一些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迅速恢复了正常的课堂教学,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达了教育复员计划。11月12日,学校组织“武昌艺专复员筹备委员会”,推定校董杨锦昱、徐子珩、徐松安、蒋兰圃、校长张肇铭、总务主任沈莲池、秘书姚济之7人为委员,负责主持复校回鄂事宜。复员筹备委员会计划于当年寒假期间组织复员。12月,学校在五十三梯校本部召开了复员动员大会,公布了复员方案,并宣布免费资助愿随学校复员到汉的川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散会后,师生们十分高兴地在迁校纪念碑下合影留念。在江津的8年中,学校不但求得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为西南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西南美术教育的发展。

  1946年9月,由于原武昌水陆街校舍被毁,校董会决定租汉口府东五路宁波同乡会馆为临时校舍。张肇铭校长组织师生分三批陆续由江津返汉。此次返汉师生共有203人,其中教职员30人、教职员家眷45人、工友8人、学生120人。

  第五节  汉口办学  风雨飘摇

  1946年10月,学校在汉口宁波会馆正式开学。学校有三年制绘画科(分国画、西洋画两组)、艺术教育科(分图音、图工两组);五年制绘画科(分中国画组、西洋画组)、艺术教育科(绘画音乐组、绘画劳作组);并恢复附属高中艺术职业部艺术教育科(图工组、图音组)及初中部。原计划在本学期增设音乐系、雕塑系及美术建筑系,因校舍不敷应用,一时未能实现。1947年9月,因附中学生人数过少而停办。1947年,学生增多,学校在汉口赵家条借了一幢私宅设为分部,以宁波会馆为本部,分两处教学。

  这一时期的油画教师有杨立光、刘依闻、周大集、刘一层、程光哲等;国画教师有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欧士道、赵合俦、熊明谦、徐松安、方正平等;工艺图案教师有林葆菁、沈莲池等;理论教师有阮璞、胡肇书等;雕塑教师蒋治民(兼教西画)等。

  学校成立了教授会,各专业教授除了认真负责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还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和绘画交流活动,公开发表了不少美术理论研究专题论文。张肇铭、王霞宙、徐松安合写的《古代铜器、瓦器、甲骨等探讨绘画与美术工艺之关系》,张肇铭、王良知的《中国美术史》,王霞宙的《江夏画派之研究》,胡肇书的《欧洲艺术概观》、《近代美术思潮》,蒋治民的《罗丹与迈约尔理论各异之根据》,林葆菁的《图案之理论与实际》,沈莲池的《家庭手工业与农村美术》等学术论文都在社会上获得很高评价。

  1948年1月9日,学校在校本部举办第三十六年度秋季师生画展,展出作品达千余件,此展为武汉复员以来最大规模之画展。4月13日,学校举办纪念建校二十七周年及庆祝复员书画展览,在校内连续展出3日,展出国画150余件、西画170余件,共计作品320余件,并设唐一禾遗作陈列室,展出《胜利与和平》等作品。6月20日,毕业生画展于汉口市商会展出,作品包括油画、水彩、国画等80余幅。

  1947年2月1日,“中华全国美术会武汉分会”成立,本校蒋兰圃、张肇铭、周大集、赵合俦、刘依闻、徐松安等人被选为理事,欧志先、蒋治民、胡肇书等人选为监事。本日,“中华全国美术会武汉分会”于汉口主办美展,展出作品400余件。

  这一时期,学校著名教授在汉先后举办了个人画展。1946年5月30日,油画教授刘依闻应汉口市文化运动委员会邀请,于汉口“青年会”举行个人画展,展出作品100余幅。《武汉日报》刊出《刘依闻先生个展特刊》。11月27日,《武汉日报》刊出《杨立光先生西画特辑》,载有编者的《关于杨立光先生的画》评论,及杨立光教授代表作品。1947年4月20日,《武昌艺专教授王霞宙画展》在汉口荣宝斋展出。《武汉日报》刊出《王霞宙教授画展特刊》。7月11日,《张振铎教授画展》于汉口兰陵路应城石膏公司大楼展出三日。

  从江津返汉后,学校计划重建武昌水陆街校园。为此,推选出师生代表组成“复建校舍委员会”,积极开展修复校舍活动。热心的校友们也组织“校友会”,为母校重建和复兴而努力呼吁并筹集资金。学校原有基金因战时迁徒后方,耗损殆罄。开学后,租校舍,维修房屋,维持经常开支,渐渐感到入不敷出,重建校舍困难重重。为了筹募建校资金,委员会数度集议向社会声援并向省教育厅申请补助,始终不能解决问题。1947年底,因经费短绌,教职员工无薪金可领,校长张肇铭在汉口举办个人画展,并于“老汇宾酒楼”操办五十大寿,借个人做寿之名,向社会人士募化,为员工筹薪,方勉强渡过年关。

  为了筹募建校资金,学校数次举办展览会卖画筹资,学生自治会也四处寻求声援。学生自治会主席起草了《告武汉大专院校同学书》,派学生到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生自治会争取声援。经过全校师生的努力,通过劝募、义演、义赛筹集了一部分经费,但建校经费却远远不够。

  首任校长蒋兰圃在学校创办初期,曾将自已的田产和一艘小火轮的股票全部拿出作学校基金。武汉沦陷时,学校迁至四川,田产被当地敌伪分子所霸占。返汉后,蒋兰圃和学校费尽周折,直至上诉法庭,始于解放前夕归还。而小火轮在武汉会战前被政府征集沉入长江,以阻止日寇西进。战后,蒋兰圃曾申请赔偿金额,作为学校重建校舍费用,却一直未能付赔,这两项基金自此无存。

  1948年5月28日,“复建校委员会”组织筹备在原校址重建校舍,因材料短缺,在校学生发动校友每人捐献一份建修校舍材料的“一料运动”,集募了一些建筑材料,但远远不够修建校舍。6月16日,全体学生以学校所租临时校舍即将期满,而原拟在武昌水陆街原址重建校舍一事,因财源短缺,无法进展,行将有露宿之虞。特推派代表谒教育部吴司长,请求将战争赔偿之资拨充建校之用,以解燃眉之急。眼见有近30年历史的最高艺术学府,因校舍问题将陷于无法维持状态。武昌艺专、武汉大学、华中大学、湖北医学院、湖北农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七校学生代表在华中大学开会,商议联名具文呈请地方及中央政府解决武昌艺专校舍问题,并向社会人土进行呼吁,争取社会援助。同年7月,学校教授会常务理事蒋治民,理事杨立光、刘依闻、阮璞、刘一层等呈请省参议会,为学校申请复建校舍专款。参议会接到呈请后,根据武昌艺专实际情况进行了专题讨论,最后议决:“请省府在公产教育基金项下酌予补助壹亿元”。湖北省因抗日战争损失严重,战后财政一时难以理清,这笔补助款一再拖延,始终无法兑现。12月,学生为筹募建校基金举办球类义赛,但仍没筹募到足够的资金。由于建校经费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原武昌水陆街校址最终失去。

  1949年3月18日,因学校与汉口府东路同乡会租期已满,只得另与“辛亥首义铁血伤军委员会”商洽,借该会所管辖的汉口旧万国体育会借作校舍。此时,学校已陷入极度窘迫的状况。学生居无定址,食堂库无存粮,有的教师不得不拿家中米粮为学生充饥,贫困学生不得不到外校代课,以赚取微薄课金买粮果腹。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炮火连天,动荡不安的时局下,学校在风雨中飘摇,仍竭尽全力维持办学。

  第六节  与时俱进  迎接解放

  全国解放前,武汉地区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云变幻。校内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先后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新青联”支部。广泛发动学生,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进步学生在校内组织了诗歌研究社、民歌研究社和木刻研究社,开展读书、办报、结社及联谊活动,并成立了“因为”、“大别山”、“野花”、“鄂声”、“湘风”、“艺文”等文艺社团,出版专题壁报和小报,进行爱国民主宣传。他们积极参加武汉地区学生运动,投入到青年运动的洪流之中。

  1947年1月,武昌艺专参加了武汉高校举行“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学生自治会”主席金家齐参加了主席团,并被推举为示威游行副总指挥。5月22日,武昌艺专参加了由武汉大学、华中大学、湖北医学院、湖北农学院等校联合举行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声援南京、天津‘五·二〇血案’的大游行”。6月1日凌晨,在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后,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冲进武昌艺专校舍,强行逮捕了7名学生会骨干及普通学生。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激起中外人士公愤。在学校抗议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先后释放了被捕学生。6月4日下午,学生们放鞭炮,敲锣鼓,迎接从狱中回到学校的学生干部。次年6月,由“大别山”、“因为”等社团发起,于“六·一惨案”一周年时,在分部召开了纪念晚会,以文艺表演形式,揭露反动派残酷镇压学生的罪行,纪念蒙难的学生。

  1948年7月,武汉地区连降暴雨,汉口后湖一带成为泽国,灾情严重。8月3日,在地下市委领导下,武昌艺专与武汉大学、华中大学、武昌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等校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武汉学校学生救济水灾联合会”,在全市开展募捐和赈救活动。武昌艺专进步学生与地下市委学运组代表取得联系,接受了地下市委布置的三项任务,即:参加募捐活动、画宣传画、提供救灾基地和安排食宿。“武汉学校学生救济水灾联合会”募得38亿法币及药品、衣物后,以武昌艺专分部为基地,组织学生划船给灾民发放救灾物资。

  经过“反美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六·一”事件、后湖救灾等一系列斗争的锻炼,进步学生变得更加成熟。地下市委在武昌艺专进步学生中发展了新青年联盟会成员,并发展学生邰可晴入党。新青年联合会成员组织了“应变会”,保卫学校,准备迎接武汉解放。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赵家条开办了农民子女识字班,用陶行知办育才学校的识字教材为课本,教孩子们读书和学唱进步歌曲、跳秧歌舞。当1949年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后,他们连夜秘密刻写油印出来,分发给大家阅读。

  1949年5月13日,随着解放武汉的炮声越来越近,为了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加强师生安全,在党支部领导下,分散在各个生活小组的新青联盟成员和进步分子发动群众,再次搬到古德寺仓库为临时校舍。14日上午,武汉市党组织派人送来18块银元,作为迎接解放的宣传经费。“应变会”当即派学生上街买了大量的彩纸、笔墨、颜料和浆糊等,按上级统一制订的标语口号,写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大标语,并绘制欢迎宣传画和漫画,从黄浦路,经永清街,一直贴到中山大道上。

  5月16日清晨,解放军即将进城的消息传来,学生们兴奋异常,争相传告。早餐后,学生们换上干净的衣服,简单化了妆,每人手持一朵大红花,带上锣鼓,整队出发。秧歌队由学生刘政德、熊志娴带头,一边唱着解放区的歌曲,一边扭着秧歌舞,奔向汉口永清街和三元里交接处的广场,准备和汉口市民一道等候解放军进城。街道两旁的民众,以喜悦、惊奇的目光望着,热烈鼓掌,这是最早出现在武汉街头的一支大学生秧歌队,引人瞩目。下午2时,入城部队的先头分队来了,霎时,鞭炮声,欢呼声,锣鼓声交织成一片,武昌艺专的秧歌队改变队形,欢天喜地地敲着锣鼓、扭着秧歌,高唱“解放了”、“天亮了”!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从武昌美术学校到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再到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由蒋兰圃先生、唐义精先生、唐化夷先生、张肇铭先生等校长接力办学,历经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风雨春秋,筚路蓝缕,历尽艰辛,熔铸了“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和“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已成为湖北美术学院最深厚的历史血脉。

  兴建于上世纪20年代武昌水陆街校园内的教学楼,其入口处的横匾上悬挂着“与时俱进”四个大字。从20年代大革命运动中的北伐宣传,到30年代抗日活动,再到解放战争中的青年民主运动,师生们没有囿于艺术的象牙之塔,而是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用画笔、甚至用生命去搏击时代风云,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为艺术救国描绘出浓墨重彩的画卷。

  在蔡元培先生“推行美育”的勉励下,蒋兰圃先生、唐义精先生等在办学过程中吸纳了许多国内著名艺术家、学者和外籍教师到武昌艺专执教,使学校一度成为湖北各种艺术思潮、学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的策源地与传播中心,在华中地区乃至于全国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武昌艺专是华中地区艺术教育的基地,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1920年学校创办之初,仅有学生数名;1930年度学生达497名;截至1949年初,毕业学生有2000多名,可谓桃李满天下!它不仅是华中区传播艺术教育种子的重要园地,也为西南地区的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播下的艺术火种一直延续至今,其独特的魅力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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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摘自《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览》,1934年本校出版。

  [2]摘自《唐义精、唐一禾事略》。

  [3]“西洋画”指区别于中国传统绘画体系的西方绘画,简称西画。包括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版画、铅笔画等许多画种。

  [4]摘自《唐义精、唐一禾先生事略》。

  [5]摘自《唐义精、唐一禾先生事略》。

  [6]引自教育部派员视察学校后写的《视察报告》。

  [7]选自冯玉祥的《川南游记》中《节约献金打破一切记录的江津县》一文。

  [8]引自1942年教育部派员视察学校后写的《视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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